紅星閃耀聯合國

蔣介石“忍痛極矣”

1945年4月21日，紐約機場的跑道上，一架飽經風霜的小型軍機緩緩降落。艙門打開，一位朴實的老者走下舷梯，他就是董必武——即將在國際舞台上掀起波瀾的中共代表。想象一下，這位參加過中共一大、走過長征路的老革命家，將要參與聯合國創建，內心該是何等激動！

與宋子文及其他國民黨代表搭乘豪華專機的排場形成鮮明對比，董必武的隨行人員隻有秘書章漢夫和翻譯陳家康。從延安到紐約，他們輾轉飛行了十多天，途經四大洲，克服了戰時交通的種種不便，是最后一批抵美的中國代表。

“在聯合政府爭取無果的情況下，國共兩黨能組團參加聯合國制憲大會，自然少不了一番激烈的政治博弈。”董紹壬說，“就連那時的中央文件都指出，外交是我們工作中所最不熟悉的一方面，在對不熟悉事務的摸索中，取得勝利，才尤其難得。”

幾個月前，蔣介石還堅決反對中共代表參加大會。他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：“黑海三國會議宣言后，共匪借其中民主語句作猛烈之宣傳……”

日記中的“黑海三國會議”，指的是在黑海度假勝地召開的雅爾塔會議。進入1945年，法西斯已是秋后螞蚱，美、英、蘇三國首腦羅斯福、丘吉爾、斯大林，在會議上敲定了籌建聯合國的方案，並決定4月25日在舊金山召開制憲會議。

會議請柬最終由美國、英國、蘇聯、中國四國發出，作為聯合國的發起國，中國的大國地位由此得到確認。蔣介石得知這個消息，高興得不得了，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：“此為新年第一勝利之捷音。”

令他煩惱的是，中國共產黨試圖抓住這一機會，在外交上突圍。2月18日，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，毛澤東明確表示，要求派代表參加制定《聯合國憲章》的舊金山會議。

周恩來先向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提出：“中國目前沒有民主的聯合政府，現在的國民政府完全是國民黨獨裁統治，既不能代表解放區9000萬人民，也不能代表國民黨統治區域廣大人民的公意。”因此，國民黨代表隻應佔代表團全體人數三分之一，其余三分之二的代表，應由共產黨及民主同盟派遣。

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是少數支持這一提議的當權派。他剛參加了為創立聯合國做准備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，因為中國“大而不強”沒少受氣，蘇聯甚至以未對日宣戰為由，拒絕跟中國一起談。幸虧有羅斯福的堅持，中國才能躋身“四強”。

顧維鈞深知，在外交中，必須顯示民主團結，就向蔣介石建議說，這個代表團應有廣泛性，應包括各種不同政治主張的代表，以便向全世界昭示，我們的代表是真正的全國性代表團。

蔣介石搖搖頭：“中國除國民黨以外，就是共產黨，還有什麼其他黨派？所謂其他黨派實際是不能算數的。我看，這個代表團不要太大，有三五個人就足夠了。”

顧維鈞接上一句：“當然，我們不必學美國那樣擁有八名代表。不過除了無黨派外，還應有一名婦女代表，最好再有一名農民代表，一名工人代表……”

“選派一名婦女代表和一名無黨派代表做顧問就可以了。”蔣介石有些不耐煩，他非常干脆地說：“此次國際會議乃為各國政府會議，而非各國之黨派會議。”

蔣介石冥頑不化，周恩來干脆甩出具體名單，“將由周恩來、董必武、秦邦憲（博古）參加代表團，”“如不採納，將對國民黨代表團在國際會議的一切言行保留發言權”。

聽說周恩來要去，蔣介石從氣憤變成了害怕。他隻得“表演”一下，擬定了一份包括三位無黨派人士和民主社會黨領袖的名單，但仍完全剔除了共產黨人。

3月中旬，宋慶齡約顧維鈞見面，提出中國共產黨希望在代表團中佔有兩個名額。宋慶齡替共產黨說話的消息傳到蔣介石耳朵裡，他在日記裡咬牙切齒道，此“乃為十五年來第一次”，因為此前她“從不願與我談政治”。

同時，蘇聯方面也對國民黨施壓。3月15日，蘇聯駐華大使約見蔣經國，以“恫嚇”的口吻要求國民黨指派中共代表參加代表團。蘇聯出面，蔣介石反而認為這表明中共“已經山窮水盡”。因此，他打定主意，“仍置之不理，視若無睹，彼將於我奈何也”。

轉折從美國插手開始。

日本的戰敗已經指日可待，戰后世界國際秩序、特別是東亞新秩序的構建中，羅斯福很清楚中國的地位和意義，他硬是把中國拉入“四強”，但英國和蘇聯一直不認可，還在之前的聯合國籌建中百般刁難。無疑，一個統一的、團結的中國，才是更強有力的。

為此，羅斯福總統於3月22日致電蔣介石，語氣委婉卻暗藏鋒芒：“如閣下之代表團容納共產黨在內，實則此種辦法有顯著之利益……閣下對於統一中國之努力，勢將因閣下此種民治主義之表示，而獲得實際援助。”

羅斯福提到的援助，直擊蔣介石軟肋。反復權衡后，他決定“用逆來順受之法，”“派中共一人參加舊金山會議代表團”。這一決定，在他的日記中被形容為“忍痛極矣”。

選誰呢？首先被排除的是周恩來，他肯定能為中共賺足面子，成為中國代表團中最令人矚目的代表。這種局面，蔣介石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。

董必武和秦邦憲這兩位，誰更適合呢？

王世杰提議選秦邦憲，但顧維鈞覺得董必武更合適。他在回憶錄中說，他們在巴黎有一面之緣，“他年事稍長，且通曉國際事務，使我頗感驚異，例如，我們談到過中國的對外關系，甚至還談過俄國人的問題，而我們彼此的觀點卻是距離不大的。”

“我爺爺是晚清秀才，參加了辛亥革命，追隨過孫中山，后來又成為共產黨創始人之一。他和顧維鈞、蔣介石都認識，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蔣介石還曾試圖用金錢和一件大衣收買他。我覺得蔣介石選他，可能一是覺得他歲數大，掀不起啥風浪，二是知道他一貫以民族利益為重。”董紹壬說。

最終，中國代表團確定了十人名單。裡面有外交部長宋子文，國民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，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，駐英大使顧維鈞，還有前駐美大使胡適。中共這邊派了董必武，民社黨來了張君勱，青年黨則是李璜。還有前南京金陵女子大學的校長吳貽芳作為女性代表，《大公報》的總經理胡霖作為新聞界代表。這十個人裡頭，董必武是年紀最大的一個，都六十歲了。

復電羅斯福時，蔣介石還玩了個文字游戲：“六人為國民參政員，即國民黨以外之共產黨及其他兩反對黨各一人，暨無黨派者三人。”

其實，在國民參政員六人中，國民黨以外的隻有中國共產黨的董必武、青年黨的李璜、民社黨的張君勱、無黨派的吳貽芳四人，吳貽芳還在“暨無黨派者三人”中又被計算了一次。這種“疊算”的花招，其實是刻意模糊了國民黨佔絕對多數的事實。

“公等凌空去，中華氣概雄”

一些學者認為董必武能夠參加中國代表團，是顧維鈞的舉薦和羅斯福的恩賞。其實，根本原因還在於人民的呼聲和中共在抗日中的地位。

歷經接近14年的艱苦抗戰，中共領導的解放區已有19個，人口近1億，人民軍隊發展到約132萬人，民兵發展到260余萬人，是全民抗戰的中流砥柱。

1945年初，國民黨軍隊在豫湘桂戰役中一潰千裡，而中共領導的解放區抗擊著58%的日軍和95%的偽軍。力量對比的逆轉，讓中共在國際社會獲得越來越多的關注。

美國駐華使館官員謝偉思在備忘錄中直言“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最活躍的力量”，美軍觀察組在延安的報告也盛贊八路軍“是中國最有效率的抗日武裝”。

聯合國制憲會議召開前，美聯社認為在282名與會代表中，“最具影響力”的隻有16人，其中就包括董必武。這也說明，中共逐漸在海外擁有越來越大的影響力。

另外，董必武本人的“低調”，也讓蔣介石低估了他在外交上的能量。

抗戰期間，董必武常駐重慶，參與領導了整個南方局在國統區的工作。周恩來返回延安后，他更是獨當一面。

他的杰作之一，就是促成中外記者團訪問延安。抗戰后期，董必武加強同外國記者的接觸，主動向他們提供1943年的作戰記錄、邊區民主建設的成就和人民安居樂業的情況，邀請他們前去考察。

1944年，駐華外國記者聯名致函蔣介石，要求訪問陝北和延安。董必武聞訊，立即報告延安，為迎接外國記者團做好了准備。經過月余參訪，外國記者撰寫了大量有關根據地的報道，如福爾曼的《來自紅色中國的報道》、斯坦因的《紅色中國的挑戰》等，打破了國民黨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宣傳封鎖。

“別看他當年60歲了，但他從年輕時就學英文，在黃州府中學當老師時還教過英語，又有在日本、蘇聯留學的經驗，能直接看俄文原文，晚年80多歲還拿著自制的卡片背俄語和英語單詞，而且背的是很難的專有名詞。”在董紹壬眼裡，爺爺很有語言天賦，是那個時代少有的掌握多種語言的人才。

董必武將赴美參會的消息傳出，延安沸騰了。4月6日，延安機場人聲鼎沸，朱德、周恩來、葉劍英、林伯渠、陳毅、聶榮臻、劉伯承、羅瑞卿等數百人，喜氣洋洋地到機場歡送董必武。

陳毅還觸景生情，寫了一首詩《送董老出席舊金山會議即日出洋》：“公等凌空去，中華氣概雄。九州方擒虎，東亞正飛龍……”

誰知起飛后不久，飛機就在秦嶺上空遇到了惡劣天氣，不得不折返西安。董必武怕停留時間過長，影響行程，便與飛行人員商定，“能飛就飛，繼續前進”。

再次起飛后，顛簸不停，不少人嘔吐不止，董必武卻十分鎮靜。飛機進入四川盆地，又發現重慶上空天氣狀況十分惡劣，隻得連夜轉到成都新津機場降落，第二天才到達重慶。

次日，民主同盟四十余人在重慶舉行茶話會，歡送董必武。在熱烈融洽的氣氛中，沈鈞儒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，發言說：“我們歡送董必武先生，是歡送中國人民的代表。”

國民黨當局仍不停地找麻煩。中共原本決定派伍修權與董必武同行，國民黨卻以伍修權患病為口實，未允許他出國。最終，董必武率陳家康、章漢夫登上一架沒有座位的小型軍用飛機赴美。同機前往的還有中國代表團成員、《大公報》總經理胡霖。

國民黨攔住了伍修權，卻不知章漢夫也是外交干才，另一位秘書則是因才華橫溢而被費正清欣賞的陳家康。

多年之后，顧維鈞還感嘆：中共成功的一個原因是，董必武挑選了一個很好的秘書章漢夫（新中國一建立就擔任外交部副部長，當了22年，直至去世）。他也是共產黨的一個杰出人物，為人善良而謙虛，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。

“宋子文和其他代表一起乘坐專機赴美，而我爺爺他們坐的是沒有舒適座位的美國小型軍用機，行程也非常曲折。”董紹壬說，這架軍機先是飛越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加爾各答，然后轉赴中東，跨越非洲，橫飛大西洋，到拉丁美洲的巴西，最后才飛到美國紐約機場，前后共飛行了將近10天，一行勞頓的情形，可想而知。

接著，他們又隨中國代表團馬不停蹄地從東海岸飛往西海岸的舊金山，此時，大會已經開幕在即。

“會議之一切，

系超越一切黨派利益”

4月25日，聯合國制憲會議在富麗堂皇的舊金山大歌劇院開幕。會議期間，陸續參加的共有50個國家的282名代表和1726名各代表團顧問、專家、秘書，還有2636名採訪記者，氣氛十分熱烈。

開幕當天，中國代表團有6位成員發表講話，董必武尤為引人注目。他說：“我雖系共產黨之一員，然系代表整個中國。中國代表團中包括各黨各派，是極好的象征。會議之一切，系超越一切黨派利益。”

由宋子文主持的中外記者招待會，吸引600多名記者蜂擁而至，堪稱一場“輿論戰”。被國民黨當局宣傳為“危險人物”的董必武，自然成了記者關注的焦點。

一位美國記者好奇而又友好地請董必武站起來，讓大家看看他是否真有點“危險”。董必武通曉英語，沒等翻譯人員翻譯，便落落大方地站起來，用英文向大家致意。

他還風趣地來了個開場白：“我給大家講個笑話，有人挖井，有人傳說井下有人挖井，又有人傳說挖井挖出人，大家看我是哪種人？”

記者看到“危險人物”原來是一位溫文爾雅、嘴巴上蓄有兩縷胡須的長者，頓時響起了一陣熱烈的掌聲。

一位記者問他：“舊金山會議的成功，是否將有助於造成中國內部的團結與和諧？”董必武答：“是的，但非直接的。”他的話語簡潔而有分寸，可謂舉重若輕。

從5月3日起，各代表團成員分成4個專門委員會審議《聯合國憲章》草案。董必武被安排在第三專門委員會，審議聯合國安理會的相關條文。因為涉及戰后殖民地的托管問題，這個專門委員會的爭論最為激烈。

中國代表團主張，不僅應對托管領土加上“獨立”的目標，同時對非自治領土也應加上有關獨立的內容。雖然中方主張遭到了英、美、法等國的激烈反對，但是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，中國這一建議也引起了足夠的重視。

在草擬這一方案時，為了讓中國代表接受折中方案，美國專門到中國代表團駐地，動之以情，誘之以利。

對此，中國代表坦然相告，我們並不想在這一問題上為自己謀取利益，只是衷心希望民族獨立成為聯合國的基本目標。

“托管絕非變相殖民，最終目的必須是被托管地區的獨立與自由。”最終，這一主張被寫入《聯合國憲章》第76條。誠如董必武所言，“爭論中心為委托，商量大事不糊涂。”

“這種為弱小國家伸張正義的立場，為大會成功作出了很大貢獻。”董紹壬說，后來中國重返聯合國，是亞非拉兄弟抬著我們進去的，其實這種互信，在1945年時就已經埋下了種子。

整個會議期間，中國代表團大多數時候由首席代表顧維鈞帶隊，他對董必武頗有好感，回憶錄中特別寫道：“董是一個上了年紀讀過古書的人，為人和藹可親，但頗機敏，似乎比李璜更善辭令。”

據他回憶，董必武“凡有建議或提出問題，無不就商於我”，從來沒有主動提過國共兩黨之間的政治分歧。每當中國代表團內部開會提及蘇聯和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問題時，“董總是緘默不語，力圖避免給人造成他是為共產黨的利益而來的印象”。

作為唯一一位兩次參加全球性和平會議（一戰后的巴黎和會和二戰后的舊金山會議）、並且每次都作為代表團主要成員的外交官，顧維鈞深知董老“維護大局”有多難得。

董必武能擱置兩黨矛盾，其實極為不易。開會前，國共兩黨在國內的對立日益尖銳。開會時，蔣介石密電中國駐美大使魏道明：“嚴防中共借會議煽風點火”，“密切監控動向”。

除了被秘密監視外，國民黨還策動美國報紙抹黑中共。對此，董必武早有預案，剛到美國就用“快函”宣布，“國外的一切說話，都將交給新華日報正式發表，以免道遠訛傳。”

董紹壬說董必武非常清楚自己的立場：“他代表的是中國的國家形象，維護的是中國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利益和尊嚴，謀求的是國家利益的最大化。”

“四強”中第一個簽字

6月26日，《聯合國憲章》舉行簽字儀式。按照英文順序，中國代表團是“四強”中第一個簽字的國家。

舊金山退伍軍人大廈布置了簽字台。直徑11英尺的灰藍色圓桌和一把法國路易十四時代的椅子放在簽字台中央，桌上擺放著用皮面裝訂的《聯合國憲章》和過渡時期文件，還有專門為中國代表設置的毛筆和硯台。

備受欺凌的中國，終於以強國姿態走進了聯合國，那些參與瓜分中國的德國、日本已成為可恥的戰敗國，而另一些參與者，如英、美等國，則不得不同50年前的被瓜分者——中國，平起平坐，共商大事，這是何等的揚眉吐氣。

中國堅持抗戰14年，終於使自己在聯合國中有了一席之地。羅斯福曾對他的兒子說：“假如沒有中國，假如中國被打垮了，你想一想，有多少師團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調到其他方面來作戰。他們可以馬上打下澳洲，打下印度，並且可以一直沖到中東。”

遺憾的是，一手締造聯合國、並堅決地把中國拉入“四強”的羅斯福總統，卻沒有看到《聯合國憲章》簽署，由於他的突然去世，美國總統已經換成了杜魯門。

儀式當天，董必武穿著在唐人街買的新西裝，握筆蘸墨，他的手因激動微微顫抖，字跡卻愈發剛勁。這一幕被聯合國攝影師定格，成為憲章簽署儀式上最動人的畫面之一。

簽字儀式歷時8小時，50個國家的153名代表簽字（波蘭雖然未參會，但作為創始國預留了席位），戰后新秩序由此奠基。

“當晚，我爺爺在舊金山電台向國內發表演說，介紹大會盛況，並暢談了自己的感想和體會。這次演講，名義上是面向國內同胞，實際上是利用美國的電台，又一次向全世界宣傳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。”

10月24日，《聯合國憲章》經中蘇法英美及其他簽字國過半數批准，發生效力。從此，10月24日成了聯合國的生日。

聯合國沒有忘記董必武的貢獻。1975年董必武逝世時，時任聯合國秘書長的庫爾特·瓦爾德海姆專門發來唁電，稱其“作為《聯合國憲章》的簽署者之一被人們懷念”。

1986年，我國發行兩枚董必武誕辰百年紀念郵票，第二張即選用董必武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的照片。

用毛筆簽下的“董必武”三字，是中國共產黨亮相多邊國際舞台上的明証。“這一刻的到來殊為不易，現在知道的人卻不多。”湖北董必武思想研究會為吸引年輕人注意，特地以紅色短劇的方式呈現了這段歷史。

“我能區別鳳凰和烏鴉”

董必武參會，也是中共高層領導人第一次以公開身份在美國活動。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會議決議指示：“赴美的任務主要是爭取外國朋友，提高我黨的國際地位，並盡量爭取留駐美國工作，以擴大中國共產黨在國際上的影響。”

為打破蔣介石對中共的宣傳封鎖，會議間隙，董必武牽頭編寫了3萬余字的英文版《中國解放區實錄》。這本小冊子用翔實數據打破謊言：“解放區抗擊58%日軍，收復85萬平方公裡國土，犧牲軍民44萬余人。”5000冊印本很快在代表與記者中傳閱，美國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》記者寫道：“這本小冊子揭開了中國抗戰的另一幅圖景，與重慶的宣傳截然不同。”

董必武的老朋友——致公黨美洲總支部主席司徒美堂是著名僑領、世界洪門領袖。在美洲，“華僑中十之八九皆系洪門成員”，司徒美堂幫董必武打開了局面。

在舊金山的致公黨大會上，董必武以《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》為題發表演講。此舉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極大，1945年7月，致公黨駐舊金山總部通電重慶國民參政會暨全國同胞：“本黨主張、迅即召集黨派會議、組織聯合政府，完成抗戰大業，奠定民主基礎、國家前途實利賴之。”

舊金山會議結束后，中國代表團成員，有的赴英國考察，有的留在美國講學，也有的離美返國，董必武和胡霖等人則到紐約繼續工作。

蔣介石為防止董必武在華人華僑中開展統戰工作，早早就發出密電，“注意採取必要措施，務使僑胞及僑報擁護中央，並防止彼等在會議前后發生響應共產黨及不利於中央之表示”。

雖然活動經常有人搗亂，但董必武卻能輕鬆“破防”。這是因為，他不像國民黨那樣，僅聯絡華人華僑上層，而是面向底層，擁抱大眾。

當時紐約“衣聯會”會員4000多人，約佔當地華僑華人人數的三分之一，是紐約最大的僑團。在紐約從事洗衣工作的華僑，每天勞動10多個小時，卻集資買了4輛兩噸重的小卡車，將其改裝成救護車，兩輛送國民黨領導的軍隊，兩輛送給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。

為了避開唐人街“國民黨紐約分部”的搗亂和破壞，“衣聯會”將歡迎董必武的宴會安排在紐約離唐人街較遠的“頂好餐館”。

據歡迎會主席方富爾回憶，經過一番籌備，在8月一個星期日的晚上，300多位“衣聯會”會友和各界愛國僑胞聚集“頂好餐館”，就連“頂好餐館”全體職工也放下工作，擁到會場，爭睹中共代表的風採，聆聽董必武演說。

第二天《華僑日報》頭版刊登了董必武和僑胞握手的大幅照片，以《中國的希望之光》為題專門介紹了這次宴會，並於當月16日至20日連續發表了這篇演講稿，在華僑社會引起了極大的轟動。

董必武還專程到紐約郊外的一個山庄，去看望了中國人民的老朋友、美國進步女作家史沫特萊。她寫過《中國人的命運》《中國紅軍在前進》《中國戰歌》等著作，向世界介紹了中國革命和工農紅軍。1941年回國后，仍繼續撰寫朱德傳記《偉大的道路》一書。

時隔數年，老友相見，草地敘舊，格外親切。為了招待遠來的客人，史沫特萊還親自下廚做了一道中國菜。雖然火候掌握不好，菜燒得有點過火，但董必武仍吃得津津有味。

山庄理事長聽說董必武遠道而來，在當地最好的飯館設宴。飯桌上，大家請董必武講講紅軍，他就繪聲繪色地講起了紅軍翻越夾金山的故事。他說，那裡空氣稀薄，氣溫很低，凍得人直想吐。要是你途中坐下來休息，就會立即凍死在那裡。有一次，我們在途中發現有人橫臥在路旁，走近一看，早已凍死了。聽眾動容道：“中共的堅韌精神，是人類的寶貴財富。”

美國學者鄺治中在《紐約唐人街》一書中評述：1945年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，國民政府代表宋子文前來訪問紐約時，住在一家豪華的旅館裡，拒絕去唐人街發表演說。相反，中共代表董必武卻在華僑主持的許多集會上講話，這給紐約的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正如鄺治中所言，“后來在考慮中國在戰后世界中的前途時，華人中間幾乎沒有人認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繼續下去會有什麼好處。”

華美協進社是由蔣介石的積極支持者、美國《時代》周刊老板亨利·魯斯捐款維持和操縱的，他們也向董必武發出邀請。

董必武明知山有虎卻偏向虎山行。有受指使者提問：“你們共產黨是否擁護蔣委員長？”緊接著另一名搗亂者又提問：“你們共產黨講愛國，究竟是愛蘇聯還是愛中國？”董必武聽后把桌子一拍，質問提問者居心何在！說畢立即退場，以示抗議。

回到住地，周圍的人問他今天為何發這麼大的脾氣？董必武說：“之前提問的那個人很狡猾，是故意刁難我們的。日本還沒有投降，如果說不擁護蔣介石，他們就會加以利用，欺騙群眾。這樣就會制造我們和廣大人民之間在看法和感情上的分裂。我正在考慮如何回答時，恰好那個蠢家伙緊跟著提出愛蘇聯還是愛中國的問題，這就使我有機會把他罵一頓，然后用不著回答前一個問題了。”

當時在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就讀的韓德培（中國法學界一代宗師）回憶：“1945年，當我從報紙上看到，一些受國民黨唆使的中國留學生，在董必武講演時搗亂，我就立馬給董先生寫信支持他。說搗亂的留學生只是留美中國學生中的極少數，其行為應受到譴責。”董必武很快回信：“我能辨別會場上的人，我能區別鳳凰和烏鴉。”

到美國后，董必武利用自己的親和力，極大地改善了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。正如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華僑所講，“他是個和氣的人，他會聽我說說心裡話的。”記者蕭乾也稱董必武是“典型的忠厚長者”。

“前途盡有光明路，

莫忘中藏曲折幽”

“近年的研究，又發現了他赴美當中鮮為人知的一面。”董紹壬說，作為中共最早的外事機構，南方局還非常重視海外黨組織的建設和國際統戰工作。

1943年6月10日，共產國際正式宣布解散。受此影響，1944年5月，美共中央書記白勞德宣布解散美國共產黨。美共解散后，原先依靠美共與國內聯絡的中共黨員失去了組織聯系，已不能正常開展工作。

作為南方局主要領導人之一，董必武有計劃地派遣薛葆鼎、蘭毓鐘、計蘇華、徐鳴、侯祥麟等中共黨員學生赴美深造，在留學生群體中開展統戰工作。次年，還在紐約幫助徐鳴與徐永煐接上組織關系。

白勞德和董必武是莫斯科列寧學院的同學，1945年4月22日，兩人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面談。7月，美共另一領導人福斯特召集緊急會議，反對白勞德的錯誤路線，恢復美國共產黨。

美共重建后，董必武與美共中央談到了中共黨員的管理事項。1945年春夏間，中國局恢復，並建立了一個以徐永煐為書記，以唐明照、何植芬、林棠為委員的班子，成為領導中共在美黨員的主要機構。

《華僑日報》是1940年由徐永煐和唐明照所創辦的華文報紙，該報負責人及主要編輯人員都是中共黨員，這個以報紙為中心的黨的機構，后來被周恩來稱為“中共在美工作領導小組”。

隨著一批中共黨員陸續赴美，1945年下半年，董必武指示徐永煐以《華僑日報》為中心，整合旅美同志力量開展黨的工作。為了能讓他們順利開展工作，他還代表中共中央向報社捐贈1萬美元。

臨別，董必武將隨身攜帶的毛澤東著作，讓徐永煐、唐明照等組織翻譯。最開始，徐永煐、唐明照翻譯了一部分，但因為工作太忙，后交由在《華僑日報》工作的哈佛大學研究院經濟學博士浦壽昌負責，浦壽昌又找來報社同事鄒斯履幫忙。

1949年，浦壽昌回到新中國后，將已有的譯稿交給徐永煐。1950年5月，中共中央宣傳部英譯毛選委員會成立，徐永煐被任命為主任，鄒斯履被任命為秘書，浦壽昌參加翻譯和審定。這一工作一直持續到1953年底，終於在英國出版了《毛澤東選集》前三卷的英文版。

白勞德曾建議董必武利用在美國的機會，拜會美國陸軍參謀長馬歇爾，做做他的工作。當時董必武聽后沒有表態，事后，他對唐明照等人說：“我是共產黨員，到美國來首先要拜會的是共產黨人，其次是幫助和同情我們的美國朋友，然后是對美國廣大人民做工作，至於美國官方人士，見不見沒有關系。現在既然沒有提出，我若主動要求拜見，他們反以為有求於他，那他們就更要翹尾巴了。”他不卑不亢的作風讓在美的共產黨員折服。

行勝於言，艱苦朴素是共產黨人又一優良傳統，董必武在美國考察期間亦是如此。

考慮到美國夜間天氣寒冷，工作人員想為董必武添置御寒的衣物。董必武起初婉拒，后來經過大家多次勸說，才在重慶購置了一件深棕色的毛呢大衣。

這件大衣伴隨董必武經歷了諸多重要時刻，他不僅穿著這件大衣出席了聯合國制憲會議，后來還與周恩來一起率團同國民黨代表進行談判，1947年3月國共談判破裂后，他又身穿這件大衣返回延安……

這件陪伴了董必武30個春秋的大衣，在他逝世后，由妻子何連芝捐贈給了紅岩革命紀念館。而在美出席活動時，他大多數時候穿的，都是一件25美元的平價西裝。

其實，董必武在美的活動經費並不少，合美金57836元，盧布2200元，法幣20000元。現藏於湖北紅安董必武紀念館中的《赴舊金山會議收支賬目》，由董必武手書，清楚地記錄了他所有資金往來的收支明細，內中沒有一項是因私支出，全部用於公務開支。

在所列的20項收入中，有3項是他“捐出”或者“交出”的，包括“生活費”“交際費”和“制裝費”，共計2540美元，這在當時可是個可觀的數目。

為了省錢辦大事，他和隨行人員不住賓館，而是住僑胞家裡，還經常自己做飯。據負責照顧董必武生活的徐永煐回憶：董老對自己的生活十分“苛刻”，用的一條舊毛巾，直到發黑洗不淨了，也沒有想到去買一條換掉。在華僑博物館裡，還有個三隻腳的小板凳，也是董老在華僑家裡經常坐的。

董必武用省下來的錢和華僑捐款，為《新華日報》購買了先進的印刷機﹔出版了5000冊英文版《中國解放區實錄》﹔為唐明照主辦的報紙及一些英文刊物提供了資金﹔還買了些英文打字機、留聲機等帶回國內。

“他出國從來沒給家裡帶過任何禮物，甚至連他周圍的工作人員，也被他動員把錢捐出來，留給中國駐外使館補充工作經費，這是他的一個慣例。”董紹壬說。

在美國停留了7個多月，董必武於國共談判前啟程回國。董必武的舊金山之行，正如石源華在《中國共產黨走向世界的前驅》中所言：“不僅是外交亮相，更是一場思想啟蒙。”

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董必武主要從事法治建設等方面的工作，較少涉足外事。但從1972年起，他被任命為國家代主席，那時他已經年近九十，依然積極參與外交。在逝世前不到兩周，還接見了馬來西亞的首位駐華大使。20世紀70年代初，中國在世界上廣交朋友，他再次在外交上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。

如果要概括中共代表登上聯合國舞台的感受，恐怕還是他自己寫的詩最為凝練：“竟是平生一快游，空行萬裡總悠悠。乘風破浪非虛語，障眼浮雲在下頭。歐陸暫無鋒鏑苦，東瀛將獻寇仇囚。前途盡有光明路，莫忘中藏曲折幽。”

參考資料：《董必武傳》《顧維鈞回憶錄》《蔣介石日記》（1945年2月-3月）、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成果、《華僑日報》1945年報道、湖北省董必武思想研究會檔案、《董必武出席聯合國制憲會議始末》（楊瑞廣）、《中國共產黨走向世界的前驅》（石源華）等。

（來源：北京日報）